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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头来，这里不妨来看一下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具体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曾指出，1964年8月5日合同的有效或无效要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规定来判断。行政协议与行政处理是行政的两种行为形式，但都属于法律行为，如果行政协议有行政处理中的同样无效事由，行为方式的不同并不排斥将行政行为的无效标准适用于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上。

[28] 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第16条指出，正确的理解、识别和适用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行政诉讼法》第76条还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反之，例如，相对方明知违法而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则不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法安定性原则应当让位于依法律行政原理。面对如此局面，对于可否将此准用于行政协议的无效判断，有行政法学者认为，不应对强制性规定再作区分。二、行政协议无效与行政行为无效标准的适用 在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上，存在着两套标准，即作为行政活动的无效标准与作为合同的无效标准。

《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15]学理上主张，应当区分不同的违法情况作不同的对待，其中主要考虑禁止性规范的法律目的。在监察体制改革如何获得宪法基础的问题上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比如，基本权利范畴问题上，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理论，但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宪法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判断，习惯于用国外的学术术语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宪法现象。随着对方法论研究的深入，还出现了宪法文本主义、宪法实证主义、政治宪法学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在四十年的宪法发展中，体现人权价值的制度调整与改革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使社会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地向前推进。在学习外国宪法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著作多，其他国家的比例相对少。

1982年宪法适应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在《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明确了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十、推动宪法学的国际化 伴随着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宪法学积累了域外宪法学研究的丰富成果，扩大了中国宪法学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宪法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实践性命题。宪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的对话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下，学界着重讨论了基本权利保护、法检公的宪法关系、监察法制定中的宪法问题等热点性话题。学者们树立了学术自觉，认为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宪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1985年10月12日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的成立对宪法学专业槽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律系统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领域的专门系统，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的运转须符合我国的法治原则。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理论解答。尽管在规范形态上，1978年宪法保留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它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必要的宪法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法制起点。

上述修改不仅使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经营与所有的分离，而且也使国家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实现了从承认到鼓励的转变。如有学者以合宪性解释与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为基础，对我国现行的涉宪判决书进行分析总结，以期能归纳出法院在个案中援引宪法的一般规律。

同时，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宪法事例、宪法案例方面的文章。2018年修宪，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法治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宪法学者们以其学术的责任感，探讨改革的宪法逻辑，努力形成面向实践的学术范畴，强化理论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力，体现了宪法学的学术立场与专业精神。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改革开放 合宪性 。在实践中，一些学者有意识的以宪法基本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通过宪法实践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现行宪法中得以确立并巩固。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恢复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社会保障立法的宪法基础。

三、宪法学研究专业化 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努力在社会变迁中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宪法积极为改革提供依据。

特别是通过1979年和1980年的宪法修改，宪法发挥了过渡性宪法秩序的功能，为1980年开始的全面修宪提供良好的基础。1983年著名宪法学家张友渔先生当选为执委，先后由王叔文、浦增元、莫纪宏担任执委，2018年第十届世界宪法大会上韩大元教授当选为执委，莫纪宏教授当选为名誉主席。

从论文数量来看，当时宪法学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少的，这与法学研究处于蹒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宪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蒋碧昆先生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总章程》、张光博先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旗帜》以及许崇德先生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文章。

宪法修正案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将为未来监察体制的发展提供宪法依据。在外国宪法的研究领域，四十年来出版的外国宪法的著作和教材约80多部，并有相当多的研究外国宪法的论文问世。1988年以来的宪法修改遵循两条基本原则，即改革要遵守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在比较宪法的研究领域，宪法学界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国宪法制度，自觉地把中国宪法体制置于世界宪法体系之中，开展外国宪法、比较宪法的研究。

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以此为契机，宪法学界开始关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一方面通过事例的发布提升研究宪法问题的实践功能，培育民众信仰宪法的文化，使宪法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自1983年以来，中国宪法学界每次均组团参加世界宪法学大会、国际宪法协会执委的圆桌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宪法协会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不断扩大中国宪法学界在国际宪法学界的影响，其学术影响力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和接受。

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充分实施宪法，需要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

2004年修宪则提出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要求。邹平学教授提出经济分析方法。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严格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宪法学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著作是许崇德和何华辉教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

有学者认为，对于自然资源，宪法上的国家所有不能简单认为是国家通过占有自然资源而直接获取其中的利益，而首先应理解为国家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基础下，通过使用负责任的规制手段，包括以建立国家所有权防止垄断为核心的措施，以确保社会成员持续性共享自然资源。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

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与改革时期，宪法学承载着塑造价值、构建规范、凝聚共识、诠释实践命题的责任与期待。监察委员会的重要功能就是限制一切公权力，而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价值。

张光博教授针对当时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难以适应宪法学飞速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以宪法、国体、政体、国家区域结构、法制、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八个常用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取代旧有的宪法学基本范畴。1999年通过的宪法第13条修正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动态的治理体系代替了静态的制度体系，深化了我们对于法治的认识，明确了宪法规范中国家形象的建构目标。